在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寝中，更仆难数地坐落着9座西夏帝陵和270多座陪葬墓，范围雄壮，铺陈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幽闲。西夏是中国11世纪—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以汉族为紧迫民族组成，同期有回鹘、吐蕃等民族参与的王朝，其疆土涵盖了今宁夏、甘肃大部，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西夏在政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承袭、师法华夏王朝，社会发展杰出很快，在鞭策中汉文雅传播和中华英才共同体发展中作出了紧迫孝敬。西夏陵是中国关中地区以西范围最大且具有特色的帝陵。手脚西夏王朝的紧迫遗存，西夏陵以畸形的样式见证着近两个世纪西夏王朝的历史，浓缩了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信息，更炫夸了华夏文化在西夏传承与发展的眉目，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了中汉文雅多元与斡旋的壮丽篇章，彰显豁中汉文雅的特有魔力和深厚底蕴。
一
中国古代帝陵是历代君主非常后妃的陵墓，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西夏陵所反应的陵寝轨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说合中国历史文化的紧迫什物质量。
党项族在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一带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旧唐书·党项传》记录那时党项族“死则焚尸，名为火化”，可见那时党项族丧葬的从简。党项族在唐代北上迁移于今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带，渐渐发展壮大。频年在陕北和内蒙古接壤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应了那时党项族吸纳了华夏地区的丧葬容貌，将土葬和火化邻接，其表层施行墓志铭轨制，葬礼有巨额番、汉东说念主员共同插足，阐述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交游的融洽关系。党项族势力不断壮大，先后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后自强政权，先后被宋、辽、金朝封为夏国王、夏国主。至李元昊时自强为帝，设官任职。在丧葬方面也师法华夏，酿成西夏陵寝轨制。
在西夏，历代都有了解华夏王朝典章轨制的汉族高官，如太祖李继迁时期的张浦，景宗元昊时期的杨守素、张元等。西夏天子和一些党项族大臣、文东说念主对华夏王朝的典章轨制也很熟悉。早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德明便追认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使智仁圣至说念广德光孝天子，庙号武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追谥曰光圣天子，庙号太宗，墓号嘉陵。这些谥号、庙号和陵号都学自华夏王朝。西夏与宋朝的密切接触中，相互吊祭天子和太后的凶事成为两边紧迫的礼节。据《宋史·夏国传》记录，宋朝天子或皇太后死一火时，西夏派使者赶赴吊祭，西夏天子或太后死一火时宋朝也派吊祭起复使等官员到西夏乱骂。如宋景德四年（1007年）西夏王李德明母罔氏死，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赶赴西夏，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自陈感德。后德明又献马五百匹，助修宋朝真宗章穆皇后园陵。天禧元年（1017年）德明丁母忧，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和致祭使到西夏。宋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母卫慕氏死，遣使至宋朝告哀，宋朝派出致祭使、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到西夏。可见西夏谨慎立国前对宋朝的陵寝轨制全面师法，并与宋朝互动。西夏立国后更是坚捏施行宋夏吊祭往来，如宋庆历八年（1048年）元昊死，宋遣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嘉祐元年（1056年）西夏毅宗母没藏氏薨，派使者到宋朝告哀，宋朝派吊慰使至西夏。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崩，赐西夏以留传物，西夏遣使到宋朝奠慰。同庚西夏惠宗母梁氏薨，宋朝又派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无意西夏的使者还到宋陵祭祀，参与祭奠的全流程。西夏陵寝轨制的发展体现了西夏文雅进度的擢升，同期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湛和包容斡旋。
二
萝莉抖音西夏陵在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也显现出西夏王朝对中汉文雅的长远意会和尊崇，体现着中汉文雅的传承与发展。
华夏王朝的陵寝有背靠山、濒临水的布局传统。如唐陵溜达在关中北山山脉各山岳的南麓和渭河以北地区，宋陵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幽谷上。西夏陵总体布局是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也遴荐了靠山面水的地形。这里坡高地阔，傲睨一世，俯瞰银川平原，极目遥看，不错看到迤逦流淌的黄河，不仅增添了壮丽的当然景不雅，更体现了西夏王朝对华夏王朝陵寝布局传统的承袭与进展，是中汉文雅多元斡旋的缩影。
西夏陵寝宏伟庞大，但其范围与唐、宋皇陵比较仍显微小。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茂繁华时期，天子即位之日就运行修造陵墓，陵寝范围雄壮。宋代除政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限于下葬轨制有“七月之期”的时期闭幕，因而陵区面积和陵寝范围较唐陵显耀减轻。然宋陵与西夏陵比较范围依然要大得多。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各自是一个寂静、齐全的建筑群，布局也大致疏导，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组成，内城有献殿、鱼脊梁和广袤的陵台。这与华夏地区唐陵、宋陵的布局如出一辙。仅仅西夏陵在细节上与唐陵、宋陵有所各别，如将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内御说念的两旁，从而裁汰了陵寝前后间的距离，增多了月城建筑，使布局愈加紧凑。其陵台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堆作用，也不似北宋陵为覆斗式陵台，应是一座密檐式多层实心高塔。其墓室不作砖室，而是在墓室四壁立护墙板，阐述出西夏天子墓室建筑的畸形习俗。这些特色丰富了古代皇室丧葬文化非常实质，使西夏陵成为中国古代陵寝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特有景不雅，同期也体现出中汉文雅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责任者对西夏陵进行过屡次教训和发掘，出土了巨额文物。这些八九百年前的文化瑰宝径直反应着西夏帝陵的建筑作风和建筑特色，同期也展现着那段鲜为东说念主知的历史，为多民族深入交游交流斡旋、共同创造中华优秀文化提供了什物见证。
西夏失足后，元朝修前朝史时未修西夏史，因此西夏跟着时期荏苒渐渐淡出东说念主们的视线。近几十年来，群众们在西夏谈话翰墨、历史、社会、文件、考古、文化、宗教、西夏百姓等说合范围获取了杰出设立，掀翻了西夏说合欣慰。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为西夏说合提供了巨额新贵寓，使得从多样不同新视角下研讨西夏文化交流、传承与斡旋成为可能。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包括石雕、陶瓷、锻造、纺织等门类，多属手工业成品。党项族原本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其后亦从事农业出产，又渐渐学习采纳多样手工业行当，并吸纳汉族手工业工匠参与制作，传承了华夏地区先进的手工业手段，还在许多行业中有所翻新，为发展中国的手工业武艺作出新的孝敬。
其中6号陵出土有两段雕凿细巧的雕龙栏柱，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祥云缭绕，造型天真，展示了那时简陋的石雕武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华夏地区的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应了西夏文化对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法律解释在西夏只好皇室才调使用龙的图案。这一雕龙栏柱阐明西夏与华夏王朝雷同也将龙手脚皇室象征。
西夏陵寝出土了两座石雕东说念主头像，脸色自若，有条不紊。这些与真东说念主等高的石像应是墓说念两旁的石像生，解释西夏陵的墓说念两旁与唐、宋陵雷同有石像生。更为引东说念主注狡计是西夏陵寝3个陵的碑亭古迹链接出土了9座东说念主像石碑座。这种石碑座近似正方体，有男性、女性之别，都以夸张的手法阐述了负重者的脸色。这种负载石碑的底座，是在传统的石碑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容貌，具有利害的艺术感染力。177号陪葬墓出土有硕大的鎏金铜牛，长1.2米，外在通体鎏金，造型天真，形象传神，号称艺术珍品，这么大型精好意思的金属锻造品反应出西夏纯熟的锻造工艺。
西夏陵还出土了殿堂上的大型隐敝鸱吻、摩羯和妙音鸟。它们原本被隐敝在浓装艳抹的大殿、门楼或墙脊上，给扫数建筑物增添了威严持重、富丽堂皇的征象。华夏地区在殿堂的房脊上安放鸱吻由来已久，这些文物反应出西夏也师法华夏在陵区大型建筑上使用鸱吻。妙音鸟又称迦陵频伽，在佛经记录中妙音鸟能给东说念主带来幸福。陕西省唐代秘诀寺地宫中曾出土有纹壶门座银棺，其侧面有翱游的东说念主面鸟身的鎏金迦陵频伽鸟。宋陵中宋太宗永熙陵北的李后陵中，刻有迦陵频伽图像。西夏陵寝中的迦陵频伽形象，展现了西夏王朝对释教文化的疼爱和珍摄，也展示了西夏在采纳华夏文化时的翻新和发展。西夏陵寝出土的巨额建筑构件，包括砖、瓦当、滴水等，都反应出西夏建筑的工艺水平，其武艺来自华夏，足可与华夏建筑构件相比好意思。
西夏陵出土的丝织品有素罗、纹罗、工字绫、棕色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多是那时织物中的雅致品种。党项族原以毛皮为衣服，迁移至西北后运行衣服纺织品。宋朝纺织水平很高，产量也很大。早在西夏立国前，就从宋朝获取赐绢，宋、夏和盟后，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达15万多匹。李德明曾对其子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能负。”其后西夏在华夏先进纺织时期基础上发展起我方的织绢业，西夏政府成立织绢院专管织绢奇迹。西夏为学习华夏的丝绢纺织时期，曾屡次向宋朝条目布置熟悉丝绸纺织的匠东说念主，其后西夏的纺织品已具有与华夏接近的水平。
四
西夏陵建有碑亭。每座帝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古迹中出土了巨额碑石残块，共有3700多块，引东说念主详确。由这些残碑石不错推念念那时西夏陵寝碑刻林立的征象。西夏失足后，西夏陵墓碑遭到破碎，碑石残碎，被掩埋于地下。这些碑石虽已残碎，但其显现出的巨额信息照旧说合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的紧迫什物质量，并多方面地展示出浓厚的中汉文雅颜色。
这些碑刻包括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翰墨。巨额汉文碑石阐明汉族非常文化在西夏的畸形地位，即就是在党项族皇室的帝陵中亦然不能或缺的。仿照汉字创制的西夏文，是记录党项族谈话的翰墨，是最像汉字的少数民族翰墨。两种翰墨的石碑在各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中并存，炫夸出党项族和汉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畸形紧迫的地位，两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织斡旋，相互印证，记录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为中华英才共同体的历史驰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残存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补充了历史文件的不及。通过碑文不错了解到西夏王朝的君主世系、政事轨制、经济情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实质。如7号陵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字碑额译为“大白高国护城神德至懿天子寿陵志文”，不错笃定该陵为西夏仁宗天子的陵墓，并由此了解到仁宗有这么一种既承袭中华帝号传统、又以“城”为号的特色称谓。
距6号陵1700米的182号陪葬墓，由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知是“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的墓。据残碑知此东说念主是毅宗、惠宗、崇宗时的朝中大臣，位居枢要，掌管军政大事。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不见其他汗青记录。碑文补充了西夏历史上的紧迫东说念主物信息，并阐明西夏承袭了华夏王朝的封王轨制。
西夏的职官轨制仿效宋朝，传统汉文汗青已有记录，出土的西夏文文件如《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等又作念了补充和完善。《官阶封号表》炫夸出西夏有不同于职事官的另外一套“官”的体系，肖似于华夏王朝的勋官。西夏陵的西夏文残碑文中有“上柱国”的称谓，汉文碑文有“柱国”的称谓，阐明西夏有勋官之设。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都有“金紫光禄医生”，可知西夏有阶官之设。勋官是华夏王朝授予有功东说念主员的荣誉称呼，手脚对官员业绩的奖赏和奖励；阶官是按照官职品级分歧的官员，具有明确的品级和相应的权益。西夏陵碑文中的记录补充了西夏职官轨制的紧迫实质，同期也彰显了西夏不仅在任事官方面陆续华夏传统，在勋官和阶官方面也承续华夏王朝体制。西夏陵汉文残碑中两处有“食邑”的记录，食邑是王朝皇室对达官朱紫赐以封地的轨制，西夏承袭了历代王朝的食邑轨制，并将这种轨制的推行记录在碑刻之中，补充了汗青的某些缺载。
《宋史·夏国传》记录，宋绍兴九年（1139年），在西夏一官员家长出灵芝，崇宗乾顺作《灵芝歌》，中书相王仁宗和之。但汗青未录其具体实质。在西夏陵6号陵的碑亭古迹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老实容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语句。这一残碑石不仅阐明了汗青的记录，保存了《灵芝颂》的部老实容，也炫夸出华夏祯祥习俗与诗歌文化对西夏的长远影响。
西夏陵出土残碑上的翰墨除碑额为篆书外，其余岂论是西夏文照旧汉文多为正楷。兼并帝陵碑亭出土的残碑有多种不同的字体类型，炫夸出碑亭华夏有多方碑石。因是在帝陵中立碑，书写者均是名家高东说念主，所刻翰墨书道雅致，雕刊细巧，展现了西夏书道艺术的水平。其中有的规矩大方，有的字势粗野，有的温淳婉丽，有的圆熟深千里，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有的镌刻后再涂金色，使翰墨熠熠生辉，反应了西夏不同期期、不同作风的书道艺术。
（作家：史金波日本av，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东说念主类学说合所说合员）